百万照片,中国意气风发的那代打工人已生白发|谷雨影像
摄影&撰文|占有兵
编辑|Patrick 迦沐梓 周安
出品|腾讯新闻×OFPiX
我做了102个俯卧撑,
“这里电线杆上都贴着招工广告,厂房一幢接着一幢,每天晚上12点工业区还灯火通明。”我还在四川当兵时,在深圳打工的妹妹给我写信,这样描述她工作的地方。
我生在湖北,长在农村,读完高中就当了兵,从没种过田,也不知道农事。我只知道,父辈年复一年在土地上耕作,连翻新房屋都没有钱。而同村的邻居,打工4年后就在家盖了楼房。
1995年12月,在离开部队回到家的第7天,我带着500元退伍费,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。我要挣钱盖楼,我要挣钱娶老婆。这年我22岁。
列车驶过武汉,穿过长沙,过了衡阳,就开始进入广东境内。这期间我没有喝一口水,只吃了一个苹果。心中期盼的广东即将出现在眼前,我透过车窗,贪婪地搜索那个还不确定的、即将上班拿工资的工厂。
走出广州火车站的那一刻,我第一次看到高楼和立交桥,旋即汇入如潮的人流中。
获得第一份工作,和我当兵的经历有关。当时我花5角钱买了两个馒头充饥,沿着工业区的马路,一家工厂接着一家工厂查看招聘信息。
有个大酒店招保安员,我也加入了求职的队伍。保安队长在酒店后院的停车场指挥近100名求职者做俯卧撑。随着队长有节奏并故意拉长的计数声,不断有求职者被队长清除出列。当数到“30”时,我偷偷看了一下,全场只剩下不到20人,数到“50”时,全场只有9个人了。
我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,最终成为一名保安员,每月工资450元,100多人住在一个大房间。
背手的比动手的工资高
打工,生活是不安定的。我先后在两家酒店、3家工厂做过。最长的工作干过一年半,最短的工作干过3个月。上世纪90年代,还是工厂招工少、找工作的人多的时代。工厂主要招25岁以下的女工,并且很多岗位要求是熟手,男工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。
几次辗转之后,我终于在一家大型电子厂当上了主管,领着200名保安员负责全厂的安全保卫。
车间的运作,是从早会开始的。上班铃响了,各条生产线组长召集打工者开早会,内容无非是产品出了哪些问题,哪些人在工作中违反了规定,哪些人请假次数多等等。当然,经验丰富的组长会用“三明治”法开早会,先讲好听的,再批评,接着又鼓励大家努力。也有一些打工资历久、性格差的组长,像母老虎一样,开早会就咆哮,有时骂得自尊心强的员工直哭鼻子。开完早会,各就各位,开工,干活!
生产线运作时,电子厂的车间里只有机器发出的声响。虽然前后工位的同事近在咫尺,也不能说话。车间的公告栏上,常会贴出“XXX上班时讲话,记过一次”之类的通告。每天十几个小时在车间,闭嘴是一项修练,时间久了,同事之间看着面熟,实则很陌生。
女工们平时是站着工作的,工作时用显微镜,眼睛会很疲惫。她们站了几个小时以后,会闭眼休息。我进无尘室时要戴着两层口罩,才待了2个小时,就觉得非常不舒服,可她们平均每天要在那个环境工作10小时。
打工人就像一个螺丝,是工厂整体运作中的一个部件,工厂运作起来,打工人就不可能随便离开工作岗位。生产线通过工序高度细分,让打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做事最多,差错最少。但同时,工作没有任何乐趣,打工人年复一年在同一个工位上从事相同的工作,并且效率越来越高。
候鸟一样,脸上写满艰辛和丝丝朝气
这些年,我观察到打工人的生态逐渐发生了一些很明显的变化。首先是工业区的招工,在近10年发生了180度的逆转。2006年以前,只要是工厂,老板只愁订单,从不愁工人,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,老板只管挑最好的、最听话的、最廉价的人用。更有一些恶劣的工厂,专门骗取求职者的钱,从来不出货。
2006年之后,开始出现招工难的苗头了。最明显的表现是,餐厅、酒店选服务员,不再是清一色的女性了,男服务员也出现了,到了2007年底,工厂就开始缺人了。以前出门,乘车挤、公园里挤、广场上挤、马路上随时人来人往的情景消失了。各家企业使用浑身解数,希望留住员工,提高工资,安排夫妻房,宿舍装空调,年终奖汽车,大搞文化娱乐活动,开展员工关系管理,仍没有解决招人难的问题。
到了2015年以后,工厂大量采用自动化装备,打工也开始两极分化,要么在使用传统工艺进行简单手工劳动的小厂,要么学会技术在自动化的车间工作。
每当春节和暑假来临,我都会到汽车站去,看看乘车的人,看看那些在两地像候鸟一样移动的打工者和孩子们。打工者带回家的行李袋,从之前的编织袋到拉杆箱,再到山寨的名牌手袋,应有尽有。人们的脸上,除了写满艰辛,也充满了丝丝朝气,二十多岁的打工者,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,穿着时髦的裙子,戴着耳环,手臂上纹着图案。
成为流水线上新工人
每个打工人,都渴望改变自己。有想法又付出努力的打工人,正在变成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;光幻想不行动的打工人,随着岁月在流水线上消逝,变成了找工作越来越困难的人。少数的打工人,要么成为专业技术人员,要么成为老板自己开厂。绝大多数的打工人,利用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的积蓄,在农村老家盖了新房,但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的孩子,又步入父辈后尘,成为流水线上的新工人,继续住集体宿舍或出租屋,在食堂里吃粗糙的饭食,与流水线同步生产,岁月随着产品出口而消逝。
回想这些年的经历,我睡过工地和草地,住过集体宿舍,自学过无线电维修,开过小商店,读过MBA,看到高楼从鱼塘中升起,荒草地变成了商住小区,曾经的村民小屋建成了别墅。经历了工厂里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,在酒店、玩具厂、电镀厂、电子厂干过,既炒过老板鱿鱼,也被老板炒过,当年的毛头小伙意气风发,如今白发悄然爬上鬓角,已进入不惑之年。
留守的孩子和在家的妻子,也加入到打工大军行列,一起漂在东莞。
不管成功或者是失败,我们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。